邹祎芹：不摘“穷帽”不回城的“第一书记”

中央明确2019年为“基层减负年”，通知聚焦“四个着力点”，“文山会海”是其中之一。两会期间发文治文，似乎有特别用意，而两会的重要文件之一，在检察机关恢复41年以来，获得赞成票最高的最高检工作报告，不失时机地充当了这一次“改文风”的样本。

3月13日《检察日报》报道了最高检工作报告背后的故事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，征求意见请到了快递小哥，报告框架打破了近10年的传统，下降的数据也坦然向代表汇报，附件二维码的后面有代表的专属页面，等等。

每次提及改文风，必然涉及到文章的篇幅问题。这一次也一样，规定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，地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。这次最高检工作报告正文1.08万字，不到20页。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应该不受“10页”所限，但该报告的示范意义，不在篇幅，而是它找到了改文风的“切入点”。

代表发现，和往年相比，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花了更多的笔墨讲述最高检自身的工作。这一转变不是主观随意的。它首先是吸纳了往年代表们要更多了解最高检自己的工作的意见，其次考虑到地方检察工作已经地方两会审议，即使要兼顾地方检察工作，也要尽量从最高检发挥领导和指导作用着笔。

最高检怎样讲自己的呢？其中“下降的数据也要向代表汇报”可窥斑见豹。报告列举了11个下降的数字。在征求意见时，引起系统内人士的惊呼。在压力面前，最高检认为，一是报告应该着眼于长远，几十年之后，还能从这里再现真实的历史，体现中国法治的自信；二是以敢于“现丑”的勇气，引导代表和社会的专业评判能力。比如办案数升降并不必然反映检察工作的优差，有些数据下降，反而体现社会进步。

改文风，我们听得耳朵生茧的话是，在思想上尊重群众，在感情上亲近群众，在工作上贴近群众，云云。最高检工作报告不是从形式去贴群众的标签，而是刀刃向内，过去主要讲系统的面上的工作，现在更加突出讲自身工作。解决好了自身的问题，你才能有资格代表群众，去领导和指导，去为人民服务。

这里说个题外话，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，不论是他的身世还是他的作品，无不心系苍生，悲悯天下，但他的文学创作，从一开始就是“解决自身的问题”，他所有探求的中心就是他自己。《复活》中的聂赫留朵夫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的列文，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皮埃尔，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化身，三个角色无不是从解决自己内心的信仰问题入手，从而打通人生之路的。

工作报告和文学作品的共同之处，都是以文表意。现在说的文风，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，为什么久治不愈，或反反复复，”永远在路上“，与其说是一种自励，不如说是一种自慰。很重要的一点，都想走“代表群众”的捷径，以”牧羊人“自居，却避开了“解决自身的问题”这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。

”问题导向“是当下很流行的工作方法和原则，但很多人只盯着别人和面上的问题，从不认真内省自己。在改文风方面，多在篇幅长短，文句雅俗上下功夫，改文风变成了”改文字“，不得要领，过段时间一阵风。而最高检工作报告之所以有样本价值，主要在于它们找到了“解决自身的问题”这个切入点，”以人民为中心“就水到渠成，使改文风真正上路了。

作者：易国祥